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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育制度》初识社会学

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的《生育制度》，虽为作者补贴家用之物，依旧含有很高学术价值。无论是费孝通本人，还是其他社会学家，都认为《生育制度》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最能体现他学术思想的理论著作。无论是研究费孝通，还是研究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生育制度》都是必读的重要入门书。[1]作为刚刚接触社会学的“稚嫩儿童”，我对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如何研究，社会学论著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所以，《生育制度》完全可以称为我对社会学认识的奠基石了。

“生育制度”在我的直观理解来看就是女性生孩子，怎么生和生多少的问题，绝不会联想到抚养孩子长大的问题上来。然而《生育制度》包括种族绵续的保障、双系抚婚姻的确立、内婚和外婚等等十六个章节，涉及到性爱、婚姻、抚育、家庭、社会、亲戚等许多方面。换句话说，生育制度几乎包括了整个人类种族延续的关系。人类发展到现在有许多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例如父母应该共同抚养孩子，男人和女人需要结婚，但又不能近亲结婚等。包罗万象的法律规定、约定俗成，或者可以简单称作规律，费孝通先生给我们除了进化选择和道德伦理外，一个新的解释方法——社会学。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决定作者解释和结论的特点。作者除了《生育制度》外最著名的论著就是《乡土中国》。两本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农村社会，不仅写于同一时期，连作者也同意应该将两部著作搭配起来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所做出的社会观结论和解释无疑是会具有中国特色的。例如，结婚并不是男女双方的私事。作者写书时所处的时代已经被新文化的浪潮冲击几番，恋爱自由一如西方社会被知识青年们不断倡导。但即使到现在农村里面，混音都是两个团体的结合。一家人挑另一家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方式仍在继续，婚礼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来都是两家人一起办，一家人的亲戚变成两家人的亲戚。这在“独立自主”的西方人看来绝不是容易理解的问题。不同的文化，衍生出不同的社会背景。虽然是西方自然科学的衍生，社会学在中国土地上的研究必然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样子。

社会学也具有实用价值。《生育制度》在描述和解释现象（即社会模型）的同时，也为其产生的提供解决方法。在费孝通关于夫妇关系的研究当中，由于夫妇之间需要高度的契和是为了要经营全面合作的生活，这种相互依赖以得到满足的生活方式，只要有一二方面不相和洽，整个夫妇间的生活都会搁浅。所以，作者提出把夫妇关系稍稍片面化，或者在生活程度较高的社会，减轻他们抚育的责任以及经济上的劳作。这种方法并不是作者发明创造的，而是在调查研究中对比中西方社会取得的。它由社会自然产生，但却不为大众所观察注意或忽视。为了解决制度本身存在的矛盾，原本部分合理性的方案被重新包装推广，这也就是社会学家推广较为合理制度模型的初步实践。

社会学家需要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理论。

《生育制度》中的资料和举例及其广泛。作者引用过《桃花扇》、《红楼梦》、《醒世姻缘传》乃至《金瓶梅》。对《性心理学》、《初民社会》、《我们提科皮亚人》的理论有深刻的见解。民族学家争论了两三代的有形式社会组织，人类学最初使用的实地研究方法，心理学经典的佛洛依德寓言，涉及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说明社会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叉学科。（但也有相互为分支学科的说法。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至今还在争论中。）而驾驭这些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的人必然要对其涉及的方法理论有一定了解和认识。

为了种族绵续社会必须再生产新成员。让会成员的再生产要求男女成家。要成家，必须经过社会规定的结婚手续，服从社会规定的两性关系。择偶标准与夫妇关系，也不能主要考虑当事男女的感情，而要以能否有欢地完成生育而定。[2]与以往的“性爱一结婚一成家一生育”顺序不同，作者从一般现象谈起，在《生育制度》中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与解答过程中，显示出独特而严谨的思想体系。

百度搜索中这样描述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社会学学者是需要这样的“背景”的。

全书的语言却朴实无华、通俗易懂。费孝通先生曾在《谈<生育制度>的日译本》中提出贯穿整本《生育制度》的一个观点，就是任何集体必然有一整套由历史积累下来的由社会来完成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矛盾（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的办法。而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也确实始终保持了一气呵成的贯通，不离主题，即在“万变而不离功能论”的同时，亦有“一家言的精神”。[3]

《生育制度》这本论著展现在读者眼前社会学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体现出费孝通先生严谨、创新的治学思想，而宽阔的视野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为读者提供了不小的启发。

[1]余红钱灵犀：《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及其功能主义社会学》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2]余红钱灵犀：《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及其功能主义社会学》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3]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附录

順義區建置沿革

如今的順義區在北京市中部。東臨平谷縣，西界昌平縣，南與朝陽區、通縣和河北省三河縣接壤，北與懷柔、密雲二縣毗鄰。清朝嘉慶年間重修的《大清一統志》這樣表述順義所處方位：“順義縣，在府東北六十里。東西距八十里。南北距五十里。東至三河縣界。四十里。西至昌平州界。四十里。南至通州界。二十五里。北至懷柔縣界。二十五里。東南至三河縣治。九十里。西南至大興縣治。六十里。東北至密雲縣治。七十里。西北至居庸關。一百二十里。”[1]

順義區總面積1021平方千米，人口54萬。城區面積15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3萬人。[2]境內絕大部分為平原，平均海拔35米左右，僅東部、東北部有面積不大的低山丘陵。年平均氣溫約11攝氏度，年平均降水量624毫米。潮白河縱貫南北，溫運河流經西南界，均屬海河水系。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有“北京糧倉”之稱。[3]

《大清一統志》中記載：“順義縣城，周六里。門四。濠廣四丈。明萬曆中建。本朝康熙時期年修。乾隆九年。十七年。重修。”[4]而現在順義區的行政區劃為[5]：

下辖3个街道、7个地区、12个镇，428个村委会、27个居委会：

街道办事处：光明街道、胜利街道、石园街道。

地区办事处：仁和地区、马坡地区、南法信地区、天竺地区、后沙峪地区、牛山地区、杨镇地区。

镇：张镇镇、大孙各庄镇、北务镇、李遂镇、木林镇、南彩镇、北小营镇、李桥镇、高丽营镇、赵全营镇、北石槽镇、龙湾屯镇。

順義區具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雖然屬於北京市，並且為區級行政單位，而在歷朝歷代，順義的所屬和治所是不盡相同的。《順天府志》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圖書。內有關於順義區介紹如下：

“順義縣。圖經志書。本春秋戰國之燕境。秦屬上穀郡。兩漢及魏晉皆領於范陽。北齊始置歸德郡，於燕東北建行臺。隋開皇中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八部內附，置順州以處之。大業八年置遼西郡。唐武德初改燕州。天寶元年復名歸德郡。乾元元年又改順州。會昌中又名歸順州。唐末仍為順州。遼因之。金既取遼，割以歸宋，宋賜名順興軍。未幾復沒於金，仍曰順州，增置溫陽縣。元革縣存州，隸大都路。洪武元年八月內附，二年三月降為順義縣隸北平府。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周，春秋戰國時並燕地。秦，為上谷郡地。漢三國晉，並范陽之境。北齊，改歸德郡。隋，開皇中為順州府，煬八年置遼西郡。唐，武德初改燕州，天寶元年復為歸德郡，乾元元年改名順州府。五代，為歸德州治。遼，初為歸德郡，后改歸化軍。金，割以遺宋，宋置順興軍團練使，未幾金仍為州，置溫陽縣。元，縣罷而州存，屬大都路。本朝洪武二年降為順義縣屬北平府。”

以上為通志的沿革介紹，相對完整而可信，不過仍就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下段中就沒有會昌改置，而“唐末仍為順州。遼因之。”與下段“五代，為歸德州治。遼，初為歸德郡，后改歸化軍。”也有明顯不同。

所以，順義區的建置沿革還要從地區中主要郡縣談起。西漢于今縣境內置狐奴、安樂二縣，均屬漁陽郡。狐奴縣治在今順義城東北二十五里、狐奴山西南；安樂縣治在今順義城西南三十里、古城村北。古城村乃因漢安樂縣故城得名。在《歷代地理沿革裱》中，安樂縣“在密雲東北五十里”[6]。王莽時改狐奴縣名舉符，屬得漁郡（漁陽郡改）。東漢仍置狐奴、安樂二縣，亦屬漁陽郡。東漢末年，有魏武省漁陽郡之說。《補三國疆域志》中安樂縣當亦廢，時狐奴縣改屬燕國。后漁陽縣復置，狐奴縣屬之。[7]

西晉時，狐奴縣復置，與安樂縣同屬燕國。十六國後趙時，狐奴、安樂二縣并屬漁陽郡。前燕時二郡同改屬燕國。前秦仍前燕之制。後燕時二縣又同時改屬燕郡（俱見《十六國疆域志》）。[8]

直至唐，皆無狐奴、安樂二縣。但還有，“魏真君七年。省入潞延和初交州。真君中。安樂郡及土垠縣疑皆治此。”[9]的記載。《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介紹，《魏書·地理志》、《北周地理志》、《順州公廨記》、《昌平山水記》主土垠在此之說，質疑者則說土垠在今密雲縣東北境，仍為存疑。北齊置歸德郡和隋置順州的說法也有，亦難定論。

唐順州之置已較為明晰。而至五代，《北京历代建置沿革》中采仍置順州說法，與《順天府志》上下段皆不相同，但有《嘉慶重修一統志》中“唐末五代亦稱順州。”可作參考。石敬瑭割幽薊十六州（亦稱燕云十六州）賂遼，順州為其一。遼隨前代制，為順州不改，屬南京道析津府，并置歸化軍，與《順天府志》略有不同。

經過宋的短暫統治，順義地區歸金后仍置順州，領溫陽、密雲二縣，屬中都路，《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補充道此時“屬大興府”。元廢溫陽、密雲二縣，獨存順州，屬大都路。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改名順義縣，為今順義區名之始。初屬北平府，永樂元年（1403年）后屬順天府。正德元年（1506年）七月改屬昌平州，三年（1508年）十二月罷昌平州為縣，順義縣復屬順天府。九年（1514年）四月，昌平復升爲州，順義仍為其屬縣之一。

“由於順天府志為穆荃孫于清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年自永樂大典四千六百五十卷順天府七至十四抄出。雖系殘本，卻為現存最早之北京地志。”[10]所以，本書關於順義建置的內容只至明代。洪武廢順州後直至清朝，順義的歸屬問題在《大清一統志》中得到了解答：

“明洪武元年。廢州。改置順義縣。屬順天府。正德中。又屬昌平州。本朝仍改屬順天府。”[11]事實上，清初因明置，順義縣仍屬昌平州。雍正五年（1727年）改為直隸順天府。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置順天府四路同知後，順義縣隸北路廳（北路同知駐昌平州沙河鎮）。[12]由於康熙在雍正前，此處為疑，不知北路廳與順天府關係。

至於清王朝覆滅以後，中華民國三年（1914年）十月，廢順天府，改置京兆地方，順義縣遂改屬京兆。十七年（1928年）廢京兆，縣改隸河北省。日偽時期曾屬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管轄，後屬偽“河北省冀東道”。1940年屬偽“燕京道”。為領導軍民抗日，中國共產黨曾設立昌（平）順（義）聯合縣。今焦莊戶村仍保存有抗日軍民修瓦的地道，享有“人民第一堡壘”的光榮稱號。1946年，原河北省三河縣西北部劃入順義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順義縣屬河北省通縣專區。1957年12月4日，經國務院批准，將原屬順義縣的中央機場場區和進場公路劃歸北京市。1958年3月7日，經國務院批准，撤銷順義縣，設立順義區。1960年1月7日，國務院批准，撤銷順義區，恢復順義縣。[13]1998年3月，順義縣改為順義區。[14]

由此，整合《歷代地理沿革表》與《嘉慶重修一統志》中順天府表，將自秦至清順義區的建置沿革簡單總結為下表：

順天府表

順義縣

秦

上谷郡

兩漢

范陽郡（?）

狐奴縣

屬漁陽郡。王莽時名舉符。屬得漁郡。東漢復原名。東漢末屬燕國（?）

安樂縣[15]

屬漁陽郡。王莽時屬得漁郡。（?）東漢末屬燕國（?）

三國

魏景初二年省。

燕國

晉

狐奴縣

復置。屬燕國。

南北朝

後魏省。

魏真君七年。省入潞延和初交州。真君中。安樂郡及土垠縣疑皆治此。[16]

隋

遼西郡[17]

大業八年建。

唐

順州

開元二十五年移置燕州。天寶初改歸德郡。乾元初復曰燕州。建中二年省。後置改名。屬河北道。

寶義

貞觀六年置順州。寄置五柳戌。領之。（永平志云漢漁陽之狐奴）[18]

五代

遼附

順州

五代為歸德州治。晉天福初入遼。初為歸德郡。后改歸化軍。（?）屬南京道析津府。

宋

金附

順州

宋宣和四年賜名順興郡。金仍曰順州。領溫陽密雲二縣。屬中都路大興府。

順天府表

元

順州

屬大都路

明

順義縣

洪武初廢州。屬北平府。永樂元年改置屬順天府。正德初屬昌平州。

在順義東北

在密雲東北五十里

清

初屬昌平州.后歸順天府。北路廳。（?）

中華民國

三年十月改置京兆地方。十七年縣改隸河北省。日偽時期曾屬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管轄。後屬偽“河北省冀東道”。1940年屬偽“燕京道”。為領導軍民抗日，中國共產黨曾設立昌（平）順（義）聯合縣。1946年，原河北省三河縣西北部劃入順義縣。

中華人民共和國

順義縣屬河北省通縣專區。1957年12月4日，順義縣的中央機場場區和進場公路劃歸北京市。1958年3月7日，撤銷順義縣，設立順義區。1960年1月7日，撤銷順義區，恢復順義縣。[19]1998年3月，順義縣改為順義區。[20]

按：由於史書上論及地區沿革之處已有許多，故采之為捷徑。于二十四史地理志部分并無詳查，為不足之處請見諒。上文所論郡縣演變主要涉及《北京历代建置沿革》、《歷代地理沿革表》、《順天府志》、《嘉慶重修一統志》不同之處，主采《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說法。上文畫線為《順天府志》所載兩沿革不同之處。

[1]《嘉慶重修一統志》，四部業刊續編史部，順天府一，第六至七頁

[2] 北京行政區劃列表，旅遊百科，搜比旅遊搜索引擎

[3]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

[4]《嘉慶重修一統志》，四部業刊續編史部，順天府一，第十二頁

[5] 北京行政區劃列表，旅遊百科，搜比旅遊搜索引擎

[6]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三四，縣表一六，第二一三九頁

[7]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1頁。

[8]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2頁。

[9]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三四，縣表一六，第二一三九頁

[10] 《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4月，順天府志出版說明

[11]《嘉慶重修一統志》，四部業刊續編史部，順天府一，第六至七頁

[12]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5頁。

[13]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5頁。

[14] 北京行政區劃列表，旅遊百科，搜比旅遊搜索引擎

[15]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1頁。

[16]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三四，縣表一六，第二一三九頁

[17] 《順天府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4月

[18]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三四，縣表一六，第二一三四頁

[19]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年9月，第265頁。

[20] 北京行政區劃列表，旅遊百科，搜比旅遊搜索引擎

     科举是中国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自隋唐至清末共延续了1300年，其间不计其数的读书人通过这一途径步入了仕途，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科举物品。那么，科举文物究竟都包括些什么呢？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拟筹备建立天津科举考试博物馆，据该院发布的关于征集科举考试文物的通知，征集范围为：反映历代考选制度的官方诏令、文告、律例、登科名录；科举各科考试的试卷、题单；科举考试用书、考试专用器具、考场作弊用品；天津历史属辖地区登科人员的照片、笔记、行状、谱牒、函牍、诗文、书画等；反映科举考试内容的文化用品、娱乐用品、生活用品、工艺饰品、匾额等；古代蒙学课本、近代学堂教科书；天津早期书院、近代学堂和现代学校历史资料、图片、证章、同学录、考试试卷、试题汇编、招生章程、入学通知书、学习成绩单、毕业证书；早期出版的反映科举考试内容的文学、戏曲、绘画作品；国内外近现代有关科举考试研究专著、论文手稿；民国以前留学考试的文献资料；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学校招生考试的文献资料。这些物品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视为科举文物。

     在中国科举制度废止百年的今天，与科举相关的文物日渐受到学术界和收藏界的重视。继去年上海孔庙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开幕后，北京中国科举匾额博物馆于2007年开张。作为一座私人博物馆，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馆藏。这座３０００平方米的院落，这里收藏了５００余方明清科举匾，间有墓志铭、科举榜单等等。入馆进入正厅为科举制度由来及科举考试流程等等的介绍。进入后院便主要为各种做工质地的匾额了。整座博物馆以历代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匾额、墓志铭、文献、史料等展品，真实地反映了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生动地展示这一制度下读书人考秀才、中举人、成进士，乃至有幸摘取鼎甲桂冠的艰辛。馆主非常热情，陪我们参观了大部分展厅，此行收获不少。

     位于正厅的两块匾额据馆长介绍，是整个科举匾额博物馆的点题匾。“代起儒风”我个人理解为指这里收藏在的匾额的受匾人都是一代学者大家，他们在科举考试中有所建树的人，即便不是他们也都是为科举付出一生的大家们，匾额就像是现在的奖状，这里有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们心血换来的奖状。“协辅文教”表达了馆长在这里所做的展览都是为了研究科举制度、普及科举制度文化所做的努力，并非为名为利。两块匾额道明了馆长的一片赤子之心。

     位于正厅中间的是一座石坊，被馆长称为镇馆之宝。前后各雕一小匾，前刻科举门，后刻一忠字。此坊为元代所立，元代百年历史中，仅有４０余年实行科举，重武轻文，读书人没有出路。石坊上直接刻“科举门”，反映了汉人官员渴望实行科举的态度。据石刻专家考证，刻有“科举门”的牌坊，不仅国内仅此一件，世界范围内也不会再有。

     正厅里最吸引我的就是专门介绍科举考场舞弊的展区。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完全封闭式管理。到了明清的科举考场就更加严格了，不仅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是夹带经文这种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本只有我半个手掌高度的小书。据馆长介绍，清代专有制作考试夹带的书坊，这本小书为石板印刷，共40页，每页有20行，每行多达25个字，算起来不到25平方厘米的地方竟然写下了29000字！四十个人的四十一片刻距考试应试范文就这样囊括其中了。在网上看到上海科举博物馆还有一件衣服，那里面也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不过这种作弊方式仅仅适用于古代，现在看那种小字还要用放大镜，早被监考老师发现了！

     后院的各个匾额下面都有一块介绍牌。介绍牌分两种，一种主要内容是题匾人的资料：官职、政绩、专长、人品、著作等等，有时还包括题匾人的家族情况。例如彭启丰所题三省提刑匾，所附其家族登科录十分详尽。另一种主要介绍匾内容。例如“凤毛济美”匾，“凤毛”是指先人留下的风采，“济美”指继承祖先的业绩，合起来用来比喻稀缺难得的人才和事物，赞誉能够继承光大祖业的优秀人家子弟。博物馆将题匾人的资料介绍的如此之详细想来也有理，科举匾额一般是请在朝为官或是文人名士给刚刚得取功名的“青瓜菜”题匾，题匾人要比受匾人名气大很多，这样可以更好的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像写有李鸿章、刘坤一的介绍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一样，可以是参观者的反向更强烈。

     后院主楼分上下两层，上层的题匾人主要是状元、榜眼、探花。正中摆放着雕刻世科两个大字的石匾。拥有此匾的家族从明代嘉靖始至清乾隆年共有七人登科。石匾左边万历、康熙、乾隆年号比邻，也算一趣景了。两侧立石“雁塔题名”、“状元及第”为吉语，其石为武举考试的“制子石”，名间称之为“武功石”。即今日举重比赛器材，标有重量，以所举重量多少定名次。

     楼下的主要为进士所题。我在楼下发现一个“文魁”匾，此匾“魁”字缺笔，应是避讳而为，但匾额下方并没有介绍牌，也就不知道年代出处了。本想自己考证，由于参观时间紧迫只使用相机匆匆照下，回家才发现字迹模糊不清，颇为遗憾。

     这里不仅有文魁还有武魁。我们知道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大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 ，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等等。 他们为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比文官差，他们也应当受到同样的重视！

     在后院举人匾厅我还看到介绍沈葆桢匾额的牌子，因为在拍卖行做过讲解工作，其中有一张是沈葆桢的照片，所以对此很关注。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和匾额放在一起。后来问过馆长才知道这块介绍牌是用来说明沈葆桢所题的匾额。优元是以专案呈送的方式甄试，就是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专案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优元即优贡，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谕示各省，学政三年任满，将生员中，实在人品端方，有守有为之士，大省举四、五人，小省举二人，送礼部。这块匾额是许人伟中优元时由沈葆桢题写而成。

     为普及科举制度文化，馆内还有一些模型。贡院的微缩模型，给人以最直观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1复制的金榜。金榜是古代殿试之后，被赐予进士出身者的名单。它由皇帝钦点，盖用皇帝之宝玉玺，故称为金榜，也有因为其为黄色，称为黄榜。金榜共书写大小两份，一份用于悬挂在东长安街，因其长大（最长者近30米），称为大金榜，另一份用于皇帝御览和内庭备案，因其短而窄，称为小金榜。科举匾额博物馆内的金榜是按照清末最后一次金榜原样复制。

      参观从中午开始到下午四点结束，收获颇丰，对于科举有兴趣或是专门研究科举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想要的。

     中国科举匾额博物馆位于通州高碑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最方便的方式是坐地铁到四惠东，再打车从高碑店桥奔南走，跨过铁道向左有个华夏文化村，如村内右转到头再左转便可看见。下地铁后没有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从写有华夏文化村的大门到博物馆要走两三站地。这里原是半壁店村，新近才开发，我是12月23号去的，还在修路，交通十分不便。展厅内十分寒冷，该因建筑太大，人烟稀少所致。如有兴趣，等到开春天暖时再参观也不迟，那时肯定已经修好了，博物馆周围没准可以有什么新的开发项目，交通就会变的方便点了吧。